章学诚特别强调，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不是因为圣人占有了道，而是圣人能够从众人日用生活中的阴阳事变等道之故中见道之自身，因而圣人与士人、君子、贤人的区别在于：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者，故疑而问之。21但从薛瑄的表述来看，他所言的默识并不脱离即事即物去穷理的范围。

一不可见，而五则因发见者可默识也。9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理学家也将默识的概念用在对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诠释中。窃怪后人之于朱子之书之意，尚不能遍观而尽识，或辄逞己见，妄有疵议，或剿拾成说，寓以新名，炫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见其不知量也。若误以识为志记，终日志记所闻，则反己自认之识安在?纵如痴如喑，忘什忘寝，不厌不倦，亦只是口耳末习，记诵俗学。

（《读书录》卷九，《薛瑄全集》，第858页）薛瑄的理解基本继承了程朱的诠释。后人论太极，即作高远不可究诘之理求之，去道远矣!只于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动静、应事接物至近至小处看太极分明，不必专论于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28]当然，阳明的道统论述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强调他与朱子学的差异，在他看来，自尧舜以来的精一之学最终的断绝正是因为朱子学，因此他明确地说：盖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

他甚至说良知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48]，而致良知则是真圣门正法眼藏[49]。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总而言之，作为心学之源的十六字心传是阳明道统论的核心所在，而阳明道统承接的正是程朱以来的理学道统论，其心学建构也是在理学道统论所开出的心学路向上展开的。

就形式层面而言，道统涉及的是道的传承谱系。阳明对这一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40] 《年谱二》，《王阳明全集》下，第1412页。知其为贤而用之，则任之惟恐其不专，聚之惟恐其不众，而不当忧其为党也。明代的夏尚朴也指出：尧之学以钦为主，以执中为用，此万古心学之源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构成了道学的内容。

见陈赟：《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26] 实际上朱子那里已经有精一之传的说法：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

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19]这段引文表明，朱子通过存天理、灭人欲将治心的工夫落实到主体的内在意识的一念之间，通过对内在念头的公与私、善与恶的自我审查，来为主体行为的正当性提供担保，这一工夫已经与阳明心学的工夫进路基本一致。

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16] 朱熹：《答张敬夫四十》，《文集》卷32，《全书》第21册，第1397页。

不过，正如许家星指出的，这一文本虽然体现了阳明道统意识的初步觉醒与树立，但文字论述简略，诸多重要的问题，如精一之学、圣学为心学等皆未提出 [24]。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32]。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就其形式层面而言，涉及的是道的传承谱系。阳明将圣学界定为心学，又以精一作为圣学的标准，从而也就将精一与否的作为判断圣人之为圣人的根本所在：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在这里可以看到，存天理、去人欲实际上构成了阳明思想中真正意义上的中岁教法[38]。

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阳明的道统论与其心学构建则是接续理学的道统论及其所蕴含的心学路向展开的。而征宁藩之后，专发致良知宗旨，则益明切简易矣。

《象山文集序》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在于，阳明将十六字心传概括为精一之传[26]。[19] 朱熹：《延和奏札五》，《文集》卷13，《全书》第20册，第597页。

将十六字心传看作是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强调的是十六字心传在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性，而将十六字心传看作是尧、舜、禹所传心法则昭示了十六字心传在儒学、特别是理学道统谱系中的特殊地位，简而言之，它标志着理学在实质层面上开启了心学这一儒学新路向[13]。正因如此，阳明进一步强调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从而能够实现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在《中庸序》的第二段，朱子对道学的具体内涵做了进一步诠释，更为具体地展现了道学的心学内涵：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⑤]从《中庸章句序》这一表达其道统思想的核心文本来看，朱子对道统传承内容的理解根据的是《大禹谟》，并明确地引用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话，在这一意义上，陈赟的上述判断似乎没有问题。因此，后世的学者能否进入道统，就在于其学问是否符合十六字心传这一心学的根本。

精则察夫二者之闲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这在《戊申封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12] 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书》第6册，第32页。

圣贤之学本来是追求修身养性、成圣成贤，但作为官方学术的朱子学配合科举制度的功利导向，反而成为人们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虽然阳明晚年进一步将自己的工夫进路界定为致良知。 苏晓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原载《中国哲学史》2023 年第 6 期 进入专题： 王阳明 理学 道统 。《心经》的开头即是《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而真德秀在《西山心经赞》则评价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万世心学，此其渊源[22]。

[11] 见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10，《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411页。对比《重修山阴县学记》与《象山文集序》可以发现，两文的开头部分基本相同，但《重修山阴县学记》一文中，阳明在夫圣人之学，心学也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学以求尽其心而已[57]，这显然是有意而为。

阳明的道统论集中体现在《象山文集序》这一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章中：圣人之学，心学也。[42] 关于致良知与存天理的关联，参考钱穆：《阳明学述评》，见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七），北京：九州岛出版社，2011，第88-89页。

因此，这种正统意识的真正意义在于，在儒学内部治学路径为功利化的官方学术所主宰、在儒学外部心性之学被独善其身的禅学所垄断的时代背景下，对儒家学术进行自我定位以确定儒家学术的发展方向，而这也构成了阳明正统意识中真正的学术关怀所在。心传之说来自程颐[11]，朱子在《中庸章句》正文的题辞部分曾借用程颐之说来强调《中庸》的重要性：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12]。